高招志愿填报紧张进行，人才培养模式再成焦点

高招志愿填报正在展开，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济大学本科招生以十大特色试验班为主体，新生入校后，将由同济大学新生院统一进行教学管理和培养，在第一学年主要以通识教育和专业引导为主，实施学堂式管理。

自2005年国内高校开始广泛推行“通识教育”这一理念以来，如何更好地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拔尖人才，成为许多高校提升本科教育质量中的重要探索方向。经过十多年实践，高校通识教育又面临怎样的“变局”和挑战？

如何教育新一代年轻人

复旦大学日前发布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发展的挑战与对策》指出，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渐渐有了自己的关注点：一是价值观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应该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对于形成共识有健康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也强调完善人格的力量。二是作为术业有专攻的学生，在本专业之外应该有宽阔的学术视野，对世界有整体的理解。三是需要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可迁移能力的培养。

“我们的年轻人也在变，他们更懂得社交，但精力也更加分散。我们应如何教育新一代年轻人呢？”近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通识教育大会上，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的学术事务主任那维道出高校共同面临的新问题，“各行业让我们明白，对于劳动力而言，像批判性思维、创造力、情商和认知灵活性等更加重要，而我们之前所关注的人力管理和质量控制等因素的重要性逐渐减弱。”据了解，在这所高校中，课程设置包含必修课程、主修课程和自选课程三部分，每部分的数量占三分之一——在大学的前1年半，学生都要上同样的课程；在学习两年后，有50%的学生会换专业，这意味着一开始的必修课程对于他们的思维培养有一定意义。校内共设14门主修课程，服务于学生转专业的发展需求。

事实上，教育对象的变化，引起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创始者”哈佛等大学的关注。2016年，哈佛大学曾想推出全新的整体课程方案。然而，在当年全体教授出席的讨论会上，因为通识教育改革方案尚未成熟，整体课程方案没获通过，直到2017年进一步完善后，新的方案才得以推出。值得关注的是，哈佛大学共进行了六次较大的课程改革，从第四次开始都是围绕通识教育展开的。

“博学”与“专精”结合

当前的大学育人目标已有共识，强调“博学”与“专精”结合的通识教育，在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与挑战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道出中国高校面临的瓶颈。

首先，是数量与质量的矛盾。每所大学都有一定的学生数量，通识教育有一定的学分要求，这是两个固定数字。现在一个学生毕业，大概要修130—140个学分，基本上一半是专业课，剩下一半叫通识课。通识课又分公共基础课、一般通识课以及专业大类课。这就决定通识课要有一定课程量，否则很难维持这个体系。

在数量基础上，要保证通识课的质量，尤其需要授课教师对通识教育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如今大部分教师在大学本科阶段受到的都是非常体系化的专业教学，授课习惯往往是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或者成为体系中相互协作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识课程的要求不是这样。”孙向晨说，通识教育课程，特别是跨专业的课程，不能等同于“简单版”专业课，仅做“知识点”的传递，更需要教师突破原有框架和专业体系，激发学生的“思考点”，教年轻人看待世界的新角度。

对担负通识教育的大学教师而言，走出舒适区并不容易。曾有位青年教师，开设《说文解字》通识课，备课课纲交到教学管理部门讨论时，第一次就被“否决”了。因为这更像微缩版古文字专业课，即把之前给研究生上的课简单化处理。古代经典，难道不能面对现代生活吗？从《说文解字》出发，老师准备的视角包括借助中国汉字特点，揭示中国人如何用文字思考问题；浅析汉字和外国文字的差异，勾勒出汉字的文化特点……专业课内容，换个视角，成了引导学生深入探究中国文化传统与世界关系的“新课”，人气爆棚。“这个课程体系与专业课的关系，如同药引子，上得好，事半功倍。”孙向晨说。

“现在为什么要对高等教育的本质和大学的培养目标做新解读？不是为了找到一个工作。现在职业的流动太快，知识对于一个人来讲，尤其是专业知识对于一个人来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开始降低，因此高等教育是从事未来职业的敲门砖。”厦门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原副校长邬大光坦言。在厦门大学，他给本科生开了这样的通识教育课：大学钟声、大学建筑、大学图书馆、大学体育、大学与校长、大学与艺术、大学与音乐等等。在“大学钟声”里，复旦的钟声、南开的钟声、北大的钟声，以及剑桥的钟声、哈佛的钟声等，都成为他育人教学、传递思考的有趣载体。他说，“我竭尽所能搜集世界各所大学的钟声。上个月去芝加哥大学，我还搜集了芝加哥大学的钟声。”

在线与“抖音”抢学生？

在互联网技术发展大背景下，由于可以打破时间、空间，甚至教师资源有限的瓶颈，“线上线下”同步发展，成为不少高校探索通识教育的方向之一。

四川大学正在酝酿线上线下混合式的“金课”打造。“我们考虑编制一个标准，让老师以最小的代价同时做两种课程。”四川大学通识教育专家组负责人刘莘说。校方准备进一步启用移动评价的手段，通过回收大数据，了解课程开展的实际效果。这意味着，学生拿着手机就可以评老师的课，可以把课上最精彩的瞬间拍成视频传到云端，同时在视频下备注，例如“刘老师这一部分讲得很精彩”。或者某一部分学生提的问题，老师回答得不好，学生也可以上传给老师备注。目前，这些技术已经成熟，并可随时投入应用。

“今天是一个抖音盛行、移动端盛行的时代，移动端会消耗每个人每天很多精力和时间，我们以什么方式和学生抢夺这些有限资源？”刘莘认为，可以利用高科技手段，比如通过智能阅读、共读、名师在线导读的方式，在全新的技术平台上，把属于通识教育的课程推送给学生。

也有专家认为，每个学校都有自己个性化与多元化的做法，但应该强调“以学为中心”。“学”最根本的是加强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尤其是“面对面”的交流。各种技术手段都可以为通识教育服务，可以成为提高效率的手段；但根本上，教育是项“面对面”的工作。守好教育本源，善用新技术，才是未来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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